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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都说 “ 农民种地不挣钱”，那么历史上的地主是靠什么发财的?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其实历史上的地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有钱，地主的“美好生活”，是靠对比出来的，可在客观的物质水平上，并不是很高。
农民种地，为的只是吃饱肚子活下去。
我国古代布衣皇帝有两人，一个是贵族之后人刘邦，一个是凤阳的和尚朱元璋，这两人都有一个特点：
都种过田。
刘邦虽说是亭长，但也种过田，他就是不喜欢种田，才被他的父亲嘲讽，可刘邦再倔强，他娶了吕雉进门，吕雉也是一样要种田，种田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能吃饱肚子。
朱元璋更惨，连田都种不了。
沛县刘家还可以说是“地主”，自己的田自己种，朱元璋一家子就是典型的“佃农”了。
所谓“佃农”，这是我国古代地主阶级敛财最好的一个对象，佃农来自于普遍的、大部分没有拥有土地的平民百姓，他们有可能是家里遭难了，逃亡而来，也有可能是土地被吞并了，扫门而出，反正他们要吃饭，只能找“地主”。
地主有地，不同的社会，土地拥有的方式不同。
在土地私有化的时代，只要是愿意付出代价，那就能拿到土地，但这种时代，森林法则更残酷，只要有财富或者是手段，百姓都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种田，地主的欲望和土地制度，让他们翻不了身。
而最好的时代，是土地公有制的时代，因为这种土地公有制，能保证国家掌控土地，国家既是最大的地主，但是不会过度剥削，因为赋税是一个显性且稳定的东西，百姓头顶上没有那么多地主。
当然啦，土地公有制的良好，也有一个必然的前提，那就是统治者阶级不腐朽。
私有制时代，地主很多，社会贫富差距也很悬殊，底层劳动力被放大压榨，地主负责自己所拥有土地的赋税，然后再收佃农的田租，而租金，一般来说是很高昂的，农民种一斤的作物，可能只有四成到自己的手里。
所以说，农民不赚钱，他们是真的不赚钱，他的生产，基于小农经济下的封锁，根本和“钱”产生不了联系，只能维持温饱，所以农民的悲哀在于劳动力被地主所“绑架”起来了。
而地主呢，他们也是存着粮过冬。
地主想要“有钱”，那么就必须做到有钱的本质，那就是物质丰富。
只有物质丰富了，那才真的叫做“有钱”，平时吃得很差，喝得也是白菜清汤，只能叫做维持温饱，并没有完成从生存阶段跨入“消费”阶段的蜕变。
我国古代重农抑商，商人在先秦时期，曾经很风光过，但因为商人被指责没有道德，本质是“富可敌国”，所以商人一直被打压，商业一直处于很低迷的状态。
地主有粮，其实也可以转化为“钱”，要想变成钱，那就要拿出来进行“社会兑换”，有的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可是有通货，那么地主就能换到钱。
可换到钱了，也花不出去，等于没有。
那么这就还需要“商业”，更具体一点，那就是物与物的交换。
有的人从广东拉来了海鲜干货，又有的人从浙江拉来了茶叶，形形色色的人，从各地拉来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便是“商业”。
汉代史书有载，天下有着“十三个”商都，这些地方的地主，过得那是非常地滋润，因为生活很丰富，啥都能买到，锦衣玉食，精神饱满，唯一的缺点是，消费成本很高。
可是更多的现象是，绝大多数没有“消费”条件的地主，他们空有余粮，却无法购买太多别的东西，所以平时的生活，只能说是吃饱饭，又或者是能招揽几个只吃饭不要钱的壮汉子来帮忙盖一座大大的房子。
这就是现在很多北方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盖房子的时候，要每天准备好吃喝，却不用准备钱，哪家地主有余粮可以盖房子了，那就去帮忙，虽然没有现金交易，但是生活也还是过得下去。
真正让地主“发财”的，还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
其实地主和农民看似阶级悬殊，本质上的生存资料是一样的，农民吃得不好，地主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是一个窝里的，只是互相依附的关系并不亲密而已。
唐宋时期，商业开始快速增长。
商人的地位稍有提高，天南海北的商人互相来往，很多府、县、乡等地区，都有着商人的身影，这种强大的地域沟通能力，让东南西北互通有无，于是种物开始繁多，商品也开始增加。
佃农们不再是“男耕女织”，他们也从事了很多新的生产，生活有一点点的改善，可是要说生活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地主。
地主不从事劳动，但是却拥有着很多佃农的“剩余价值”，这些价值又因为他们在体力上的剩余，从而有机会转变为脑力上的经营，于是地主们“卖货”。
真正让地主们富起来的，是以原材料交易、粮食交易、商品交易为主而转动起来的社会商业模式，随着生活里的用品开始多样，也随着消费服务的多样，地主的“有钱”终于体现出来了。
但是佃农一样还是没有钱，因为他们只是堪堪饱肚子，没有太多的盈余。
譬如朱元璋一家子，祖上逃难到凤阳后，多年以来一直给当地的地主刘家人种田，刘家人的品质良莠不齐，朱元璋的“地主”刘德乃是个很现实很刻薄的地主，所以一到了天时不好的季节，朱元璋的家人就先后被饿死。
但是刘家人是一个“宗族”，实力很强，刘德的堂兄弟刘继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给了一块地朱元璋埋葬家人，最后这块地阴差阳错成为了大明的“皇陵”。
元末社会的崩溃，本质就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演变增大，统治者阶级可以看作是最大的地主，而刘德之流，就是小地主，他们因为剥削财富进行互通有无，生活和朱元璋这些佃农有了质一样的差距，所以起义爆发。
到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时代，这种现象随着社会的固化又开始出现。
明代的地主更加清晰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时候的地主，主要是以“乡绅”与“豪强”为主。
乡绅乃是指一些有功名的“举人”，或者是当过一些中高级职务退休回来的官员，他们有着朝廷“赏赐”的土地，可以用来招募“佃农”。
所谓赏赐，不是说把地给他们，而是圈出一块地方，这块地方进行“免税”，在明朝，一般举人都已经有这个待遇了，而一些成功致仕的官员，“退休金”里面，也有免税政策。
因为有一大块地方免税，他们就可以自己制定“租金”。
这个租金，要比朝廷的赋税低一点，等于是这些乡绅在赚取“税差”，和汉代的那些百户侯、千户侯的本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对于农民来讲，这样的差别只是在于他们的余粮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罢了，种田，是真的不可能赚到钱的，因为劳动时间压榨了几乎所有的生产时间，没有时间学习，没有时间走出去见识见识，一辈子循环反复。
因此地主的命运是“良性循环”，农民的命运一般都是“恶性循环”，各自走入彼此的“马太效应”。
而与“乡绅”并且的，正是豪强。
豪强则是另类的“地主”了，手段相对来说较为简单残暴，能成为地主，就是靠的明里暗里的较量，对于农民而言，压榨就更是深刻了。
豪强乃是明清时代“恶霸”化身最好的职业承载，坏地主、恨地主，往往都是这类人，往往也都是地主家里歌舞升平，佃农的房子里屋漏偏逢连夜雨。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来临，真正的“地主”，已经开始成为了“资本”家，他们拥有着大量的生产工具，或是掌握商品订单或者是地域范围，很多百姓也开始走出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不过也是一头栽入这些“地主”们的新“田地”中。
虽说比起古老的农民模式好了一些，但这些“地主”们却是越来越有钱，因为经济和商业就是地主的真正汪洋，一旦来到这片大海，便无所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