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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中国帝制时期最高统治者，感兴趣的读者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经筵就是给皇帝讲授经史的讲座，或者说是皇帝学习经史的课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经筵类似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读书班。
读书班的讲师是各路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而古代皇帝经筵的讲官则是博士、侍读、侍讲学士等。
汉武帝时，用丞相公孙弘之议，特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除面向皇帝、皇室及大臣子弟外，也向太学生授课。
《后汉书·张酺列传》中就记载有尚书博士张酺给皇帝经筵讲经事。
据《后汉书》本传及唐李贤等注，张酺的祖父张充可能就是尚书博士(因张酺从充受《尚书》)，少时与刘秀曾同在京城长安学《尚书》。
刘秀当上皇帝后，欲“求问充”，惜“充已死”。
张酺给明帝、章帝、和帝三代的经筵长期当讲官，张酺的儿子张蕃亦侍讲于和帝，曾孙张济则侍讲于灵帝。
《后汉书》本传称“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
该本传关于他为汉明帝、章帝父子两代明确讲经的史实主要有两条：
永平九年(公元66年)，显宗(明帝)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
授皇太子。
自酺出后，帝每见诸王师傅，常言：“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东狩巡，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章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待，莫不沾洽。
从《后汉书·张酺列传》的这两条记载并及本传的其他文字，可以看出古代经筵及皇帝学习的一般情况，挑重点罗列如下：
1、古代皇帝大多重视学习，重视继续教育，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界。
2、古代经筵(皇帝的读书班)制度，应该自汉明帝始。经筵的地点不拘泥于京城皇宫，随皇帝巡行，也可移至地方。在地方开设的经筵，可以吸收当地经生与官吏旁听。
3、皇帝带头尊师重教，以此推动皇室子弟及臣子乃至百姓的读书热潮。
4、汉武帝之后的皇帝确实是以儒学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或核心统治思想。所谓“独尊儒术”，当不是虚言。
5、经筵讲官多有正气，往往借讲经之际古为今用或借题发挥，向皇帝谏失指弊，建言献策，而皇帝也欣然接受，未有抵触。这情形，有些类似于今天政府参事与政府首长的关系。
据《文献通考·职官考八》的记载，唐玄宗时专设集贤殿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入内侍读，待以师傅之礼”，入宋后延续此制。
宋仁宗时又设崇政殿说书，三者皆掌讲读史书，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
宋神宗初，《资治通鉴》编成，神宗此后常开经筵，令编者、翰林学士司马光讲读。
司马光在神宗为其序后写有一段话：“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
这说明神宗迫切希望尽快了解历史上兴亡衰替的历史经验，故令司马光充任讲官，及时讲读。
《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引叶梦得《石林燕语》介绍了宋代经筵讲读对讲官的礼遇：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苏子容、龚鼎臣、周
孟阳及礼官王汾、刘攽、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日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时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
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这段记载表明，自宋仁宗乾兴(1022年)以来，经筵讲官除专职者外，还有他官兼者，故对讲官不再以师道论之。
但毕竟是为皇帝提供知识“考释义理”的顾问，仍待以较高礼遇，未有怠慢。
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改制后，更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而以侍从以上兼侍读、侍讲，至南宋则多以台谏官兼任，使经筵讲官纯以他官充任，不设专职。
元朝承宋制，亦开经筵，至元泰定帝(1323年-1328年在位)大盛，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皆令听讲。
至元末顺帝(1333年-1368年在位)时期却废除了经筵，入明后又以恢复。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诏定经筵为制度，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定期于京城文华殿专为皇帝讲经，朝中众大臣陪听。
讲读官先讲“四书”，后讲“五经”，或读史，这叫“日讲”， 又称为“小经筵”。
杨慎(升庵)在嘉靖初曾任经筵讲官给皇帝授课。到了明中叶以后，经筵时断时续， 逐渐式微。
入清后，朝廷重开经筵，设经筵讲官满汉各八人，讲官满汉各二人，由高级官员及翰林充任。
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每年春、秋两季经筵之后，按日进经，春讲至夏至日止，秋讲至冬至日止。
顺治帝、康熙帝甚至还请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讲授西洋知识，特赐其“通玄教师”(后改称通微教师) 称号。
到了乾隆以后，皇帝日惰，经筵也很少开了。
而乾隆以后，中国封建王朝便进入衰落期，其成因固然很多，但皇帝自身不注重学习，或许也算是一条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