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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很出色的文学家。但是，他也是历史上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
在东汉末年那个群雄争霸、战乱频仍的年代，曹操一生南征北讨、先后扫平中原群雄，统一了北方;他还率先采取屯田政策，有力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中原得到了安定，并为日后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在罗贯中先生的妙笔生花之下，曹操又是一个“奸雄”的形象，他把曹操置于纷繁的矛盾冲突之中，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刻画。
在小说中，曹操既有攻城略地、暴虐害民、甚至为报父仇而做出血洗徐州之类的暴行，又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严纪、爱民的行为;
既有“挟天子以令诸侯”、逼宫弑后、僭越不臣的行径;又有以周文王自喻、为汉室讨伐群雄而做忠臣的自我表白;既有杀好友吕伯奢一门时的猜疑，说出那句著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又有官渡之战后“焚书不问”的宽宏大度;既有“梦中杀人”和“借首”平忿的狡诈、残忍，又有收张辽、放关羽、哭典韦惜才重义的特点。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历史上的曹操确实也有不少恶德、恶行，最突出的就是具有奸诈、残暴的性格特点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因而从晋代以来，曹操的形象就已出现了分裂。
对于曹操，不同的阶层看法有着极大的差异。从晋代开始，随着汉民族统治地位的变化，统治阶级对曹操的态度一直反复不定：
西晋司马氏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为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东晋“偏安江南”，其形势类似蜀汉，因而又“尊刘贬曹”;唐王朝则以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称赞曹操为“哲人”;北宋也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曾下令重修亳州曹操庙，并让著名学者穆修(979-1032年)撰写《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
后代那些众多点评曹操的言论中，以唐太宗的态度最具典型意义。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对曹操可谓是英雄惜英雄，在他亲自撰写的《祭魏太祖文》中写道：
“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对曹操非同寻常的政治才干和杰出的军事才能都十分赞赏。但是，唐太宗也敏锐地指出：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乘钧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因此，他从维护大唐江山长治久安的统治利益出发，以古鉴今，训诫臣下，特别是元老重臣，不要去学曹操。
北宋名臣司马光对曹操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仍以曹魏为正统，甚至为了替曹魏政权辩解，说它“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汉室也''。但他也看出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因而在《资治通鉴》中建议宋代皇帝，要对臣下进行“教化”，不要去学曹操。
虽然晋代、唐代、宋代等统治阶级对曹操的态度一直是以“英雄”看待的，然而，下层社会对曹操的态度则是否定多于肯定。西晋文学家陆机在《辩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比较客观地提示了人民痛恨曹操的根本原因。在古代民间，曹操之所以遭到非议，并不在于他姓曹，也不在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主要在于他的奸诈无道、暴虐害民、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恶行。
因而在宋元年间，三国故事广泛流传后，本来就具有多面性的历史人物曹操，逐渐变成了丑和恶的化身，甚至成为彻底被否定、被鞭挞的形象。在民间，大约到了南宋年间，曹操便基本上成为了反面形象，并在此后的诗文、话本、杂剧中，曹操奸臣的形象更加清晰、完整。
元代至治年间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宋元以来民间“尊刘抑曹”之风在文艺创作中的集中体现，典型地表现出了百姓阶层的对曹操的态度，其作为奸臣的角色形象也基本定型了。到元末明初时，罗贯中先生创作《三国演义》时，对曹操的态度是有褒有贬，但更多的是贬多于褒，作为本来就倡导“尊刘贬曹”的他，更是着力突出曹操“奸雄”这一形象。
这样一来，随着《三国演义》逐渐在全国广泛的流行，曹操也就成为不折不扣的“奸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