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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选对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一次改革，商鞅变法当稳居榜首。商鞅变法使得秦国逐渐强大，并在以后雄踞天下统一全国。商鞅变法改变了中国历史，后来的历代王朝都在延续这次变法的主要精神，形成“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局面。不过，后人有一个疑问，商鞅变法如此成功，其他六国为何不效仿秦国，也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分析一下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成功的原因。
商鞅变法之所以在秦国成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首先是天时，秦国没有宗法制传统，贵族势力相对较弱。
商鞅变法的天时不仅表现在气候逐渐变暖，更表现在秦国的制度上。宗法制是西周制度，是贵族们按照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建立世袭统治。到了战国时期，宗法制已经不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因此，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成为当时各国改革的必然方向。在这一过程中，秦国的转型最顺利。
秦国建国较晚，环境的影响和生存的压力使宗法制在秦国没有形成传统。秦人在选择国君时，不是按照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原则，而是选择勇猛之人。为了生存，秦国必须有一个好领导，还必须把为数不多的国人集中起来打仗。这使得秦国不实行宗法制，也没有分封制。这样，秦国就没有能与王室抗衡的贵族世家，相对来说更容易加强中央集权。在选官上，秦国历来的传统都是认贤不认亲。此传统也是基于环境和生存压力。由于有这些传统，当秦国需要变法时，有才华的商鞅就被委以重任。
和秦国相比，其他六国的变法阻力都要大得多。除楚国变法失败外，其他各国虽然也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但由于贵族势力过于强大，对外来人才进行排斥，而贵族内部又任人唯亲，世袭贵族势力一直无法彻底消除，这是各国变法不能彻底成功的原因之一。其次是人和因素，也是商鞅变法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变法在打击旧贵族的同时，利用军功爵制培养了一批新贵族。
以前的秦国太弱，一直受其他国家的欺负。老秦人不甘心，全国上下发愤图强的意识非常强烈。这是商鞅变法的思想基础。加上秦孝公的重用和完全信任，商鞅才能在秦国大展自己的宏图。
商鞅实行的军功爵制是一种按军功授予爵位的新型赏赐制度。他规定：作战时，凡是斩下敌人一颗脑袋就赐爵一级。这一规定让普通士兵看到，无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打仗就可以晋升高位。
军功爵制的实行，极大的激发了秦军士兵的战斗欲望，打开了底层民众的上升渠道，使秦国逐渐形成一个军功集团。
商鞅变法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特别是军功爵制的实行，在秦国逐渐形成一大批新兴的军功贵族。对君权而言，军功集团既无王位继承权，又无世袭地方行政权，对君权的威胁远远小于世袭贵族。
反观其他六国，大都是宗室贵族掌管军政大权。如果在这些国家全面推行军功爵制，反而会增强世袭贵族的势力，使他们获得合法扩充实力的途径。因此这些国家大都实行了军功爵制与世袭制相混合的政策。这就使他们的改革远不如秦国彻底。最后是地利，秦国的地缘环境好，发展农业的条件好。
秦国地处西戎，这里是西周的发源地，农业生产原本比较发达，只是由于气候的变迁和戎人的入侵才逐渐变成半农半牧的状况。到春秋时期，气候开始好转，气温上升，降水量增多，关中重新成为农业区。且秦人通过与戎人的长期战争，向西扩张了领土，这些地区被开发成良田沃土，大大增加了秦国的经济实力。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胜败存亡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农业实力。商鞅深知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变法之初就明确提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这一变法总方针。商鞅运用国家权力督促百姓务农，对粮食布匹生产超过定额的农民给予优惠政策，以此促进农业生产。
商鞅还依据秦国地广人稀的国情，把发展农业的重点放在广种多收、提高土地利用率上。同时，他招募三晋移民到秦国垦荒，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成效，使关中出现“田肥美，民殷实”的状况，关中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地区。
这一时期，科技的进步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金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铁器开始大量普及，这使得兴修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成为可能。都江堰，郑国渠，秦国这两大水利工程让许多原来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变成良田，成为秦国的粮仓。
其他六国，由于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早已开垦完毕。要想扩大耕地面积，只能从其他国家手里夺取，这个难度远大于秦国，因此他们只能在提高粮食亩产量上做文章。但由于水利设施条件不足，收效不高。
秦国特殊的政治基础和自然条件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是其他国家不具备也无法复制的。因此，商鞅变法在秦国如此成功，其他六国即使想复制也不能。而秦国经过几代国君的不懈努力终于强大起来，兼并群雄，最终在秦始皇一代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