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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经过一周的曲折厘清之路，终于迎来真相。依照公交车内的监控显示，之所以导致车辆失控向左偏离越过道路中心实线，与道路对向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相撞、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是因为“乘客和司机”发生激烈争吵并互殴导致的。依照相关法律条款，两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涉嫌犯罪。
对于这样的事实真相，看起来貌似不值一提，两个人的争执，让一车人陪葬，这着实令人感到气愤。虽然，从悲剧的的角度上审视，他（她）们（争吵的司机和乘客）也是“受害者”，可与此同时，他（她）们（争吵的司机和乘客）更是“施害者”。
坦白讲，人与人争吵不可怕，互殴也不怕，只要不在公共场所中进行，不危及他（她）人的安危，只是两个人之间的对峙，想必，也只是个人的“私德问题”和“方式问题”。两个人就算互相斗殴致死，那也是两个人的问题。从本质上讲，虽然也是悲剧，但概念和影响却不一样。
两个人争吵和互殴，出现人命问题，起码在责任上属于自作自受。但是，在“命运共同体”（公共场所）中争吵和互殴，就会让别人跟上一起受难。从某种意义上讲，除却司机和乘客，那些一同扎入江中的乘客们，真的是很无辜。他（她）们只是正常出行，就被一场飞来横祸彻底吞噬，而这也正是舆论上较为关注的问题。
于此，在这样一件公共事件中，我们又会发现一个新物种：“公共垃圾人”。这种概念的提法，是缘于通常人们谈到的“垃圾人”而言的。过去，人们谈“垃圾人”，是指一些戾气无常，行为粗暴的人，而“公共垃圾人”是指个体上来看或许没什么问题，但是放到公共场域中，却显得很可恶。
如一手制造出“公交车坠江事件”的司机和乘客，就应该是这样的角色。他（她）们的争吵如果放到其它情境下，只能算作“飞扬跋扈”。但是，当他（她）们其中一人掌握“公共安全”的时候，一切的标准就瞬间变了。无论是司机自己不遵守安全驾驶的规则，还是受到外界的干扰迫使驾驶失控，都属于一种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
于此，就“公交车坠江事件”，我们对“公共垃圾人”进行一下“抄检”。很多人觉得，如果起争执的司机和乘客也遇难，追逐法律上的责任似乎就没什么意义。这种看法是基于起争执的“司机和乘客”本身而言的。但是，从社会普遍性上讲，就算制造悲剧的人已经死掉。但是，法律对于事情本身的认定还是要搞清楚。
否则，无辜遇难的死者可能就真的白死了。尤其，在公共事件中，无论事情怎样复杂，都要将脉络搞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早前对于“女司机的误会”也是基于这种原因。舆论虽然直接惩治不到悲剧的制造者，但却都希望“公共垃圾人”受到应有的审判。
并且，这种“审判”不是简单的追责问题，更多是为社会新常态提供一种新秩序。而这也就是为何，即便制造悲剧的司机和乘客已经遇难，也不妨碍继续对他（她）们进行法律层面的追责。只有这样，作为社会上的更多人，才能认清公共场域里，该如何克制自己的坏情绪，该如何保护自己，也不伤害别人。
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追责的意义就很明显的凸显出来。当然，一般来讲，追责的意义在于赔偿和惩治，整个过程是主动的，正义的，情绪的。可就法律追责来讲，更在乎的是程序上的，行为上的，至于犯罪者是否活着，并不是最重要的环节。
这实际上，与过去人们谈到的“耻辱柱”有相同的逻辑。我们虽然不能把起争执的司机和乘客绑到耻辱柱上，但是他（她）们的“垃圾行为”肯定是要钉上去的。于此来看，后续的追责依旧是意义很大。因为，有太多“公共垃圾人”不知死活，一方面他（她）们不尊重别人，另一方面他（她）们也不爱惜自己。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他（她）们就是一个行走的“丧门星”。除却燃烧自己，也同时燃烧别人。看到很多人，在事件之后提出很多“自救的方式”。坦白讲，遇到这样的“公共垃圾人”，有时候只能怪命运不济。事实上，如公交车坠江事件，就算是会游泳的人，逃生概率也不大。
因此，在公共场域中，如果难以形成有效的法律制约，仅靠自保自救真的会显得羸弱不堪。我们可以确信，制造悲剧的司机和乘客，也肯定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促成悲剧。但是，当死亡逼近的时候，或许他（她）们已经来不及后悔。
很多人就事实争论，有谈到公交司机不容易的，有谈到乘客乘车不受尊重的，总的来讲都是在极端的行为中找辩驳的理由。可是，这种辩驳真的很没用，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事件的真相。说到底，再怎么不容易，也不能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这是个体在公域中活动的基本认知。
所以，对于这场“公共垃圾人”之争，无论制造悲剧的“垃圾人”活着还是遇难，都要从根本上厘清其中的行为责任。只有如此，长时间的搜救，被误解的女司机，才显得相对平衡一些，要不然就因为“施害者”遇难就不再追究程序上的责任，那么这一切就显得更加虚妄。所以，耻辱是耻辱者的墓志铭“没毛病”。
